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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3 22:51:4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在医院不同,在家照顾好一名植物人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精力。陈怡还有一个妹妹,因为和妹妹在母亲的照护问题上有分歧,她干脆把所有照顾母亲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,“这样就可以堵住别人的嘴了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宁接受手术第二天,孟红把“高宁,跟我碰碰脑门子”这句话重复了60次,“不把他叫到跟我碰头我就受不了。”这是她的精神支柱,她认为,即使丈夫大脑中的很多功能都坏掉了,但仍有某个认知系统在运转,她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帮他把其他系统唤醒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经济压力、身体压力、精神压力,我只能解决其中一个。”她说,为了母亲,她不能让自己倒在压力面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怡(化名)今年50岁,但她的白头发比75岁的母亲还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她是一名植物人。今年1月6日,她在下班回家路上被一辆疾驶的汽车撞飞,再也没有起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大家不是不了解,而是不愿意去了解这个群体。”一位专注于植物人治疗的医生说,植物人大多散落在底层,基本是被放弃的一群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3月,托养中心收治了第一名植物人。第二年,患者增加到了三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打听之下,老安找到了一家托养中心,“最起码不像养老院,没有那种压抑感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岳母成为植物人后,陈怡的丈夫老宦就逐渐停掉自己开了12年的装修公司业务。岳母住院时,他要经常给妻子送饭,陪她求医问药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数情况下,对于植物人及其亲属来说,回归家庭也会受到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。除了陪护者身心俱疲,护工难寻、费用高昂外,家属和护工都普遍无法应对植物人的一些医疗护理问题。北大国际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护士长杨燕君说,平时,家属想给植物人换根胃管可能都需要带着病人跑到医院,而这本来是社区医疗机构可以解决的事情。但是现有环境下,社区医护人员可能不具备这方面能力,而且他们上门提供医疗服务报酬微薄,这与他们需要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劳动力不成正比,因此,社区医疗机构出于综合考量不愿做这类事情。